无尽的爱纪念网

庄蕴宽纪念馆

庄蕴宽与张皎的档案资料

您的位置 : 档案资料 > 文章内页
相看两不厌
发布时间:2017-07-12 16:13

相看两不厌

——从庄蕴宽致赵凤昌的系列尺牍所想到

薛元明

2004年初我在专业报刊上撰写评述庄蕴宽书法的文章,而后庄蕴宽的孙女庄研联系我,直至《庄蕴宽传》的正式出版,中间经历了近五年时间。《庄蕴宽传》能够面世,庄研一家功劳最大,付出很多。我的主要心思是写书,而她则要应对各种难题,远到向海外亲戚搜集、核对各种资料,近至各类照片的修复,乃至多方面人际关系的平衡等,尤其是经费,更是费了牛劲。最终这件事情总算做成了。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内心感到由衷地高兴。我的“难题”只有一个,尽全力把书写好。古人讲呕心沥血,我爬格子多年,甘苦自知。然而很多时候,维系人生,最要紧的是一个“趣”字。因为对书法有一种强烈的、自发的兴趣,所以能够持续至今。人生必须有趣,否则就活不下去。与人交往同样如此,为什么知己难求?因为对胃口,相处有趣。反之,无话找话、话不投机,多半会自找没趣。

在写传记的过程中,让我对于庄蕴宽的书法能够做出一些研究,有更全面地了解,进而改变以往的看法,则主要是从吴欢手中转来的这一批庄蕴宽写给赵凤昌的手札,总数约九十桢,文字长短不等,时间跨度很大。庄和赵属于至交,无所不谈,无所不及,往来的“密度”极高。这批尺牍,既有史料价值,又有艺术价值。

庄蕴宽身处清民两代转换之际,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中波澜壮阔的潮流,涵盖政治潮流、文化潮流等,自然免不了涉及对个人书风变化轨迹的关注。

书法发展至明清时期,帖学风神日杳,规矩化的索然无味,“馆阁体”痼疾愈加沉重,桎梏难除。魏碑的不拘一格之美,恰恰对应了书人的脾胃,一时间成为效法对象。但是,清民两代人对于魏碑的理解和六朝不同。六朝时期魏碑是作为一种载体和仪式,清民时期关注的则是史料和艺术的价值。一些人是两者兼顾,更多人是分开的,有专门做考据者,对书家而言,多半侧重书写风格。魏碑是一种过渡性书体,蕴含了“不成熟因子”,能够进一步加以发挥,由此成为打造个人书风的突破口。康有为早就说过: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魏碑虽不拘成法,反对程序化。但一味追求狂放,以致粗野,必然导致诸多恶习的蔓延,与魏碑本身所蕴藏的自然质朴、稚拙天真背道而驰。真正暗合天倪、返朴归真的临创不是故作丑态、搔首弄姿。

综合衡量,庄蕴宽书法主要受三种因素的影响:一是父亲庄士敏,从家学乃至整个家族。庄氏是大家族,人才辈出,不乏翰墨丹青高手。一是康有为,两人曾经见过面,不仅有政治主张上的共鸣,庄蕴宽在书法实践上也接受了康有为对碑学的鼓吹。有些早期作品甚至模仿痕迹很重。三是赵之谦,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赵之谦因避难到了福州,同一时期,庄士敏在福建为官,两人有共同的朋友谭献和魏稼孙。不仅庄士敏书法受赵之谦的影响,从庄蕴宽的很多作品也可以看出赵氏的风格烙印。但从这批尺牍来看,庄蕴宽的书法并没有局限于模拟赵之谦,而是上溯鲁公《祭侄稿》,立足颜书的博大雄浑而加以发挥。这些尺牍和他惯常所书的对联、中堂相比,自然随意、柔逸潇洒。即便曾有“馆阁体”的煎熬,有模拟刻石的做作,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积淀,风格愈加浑朴自然。

书家的选择不外乎两类:一是不自觉的,甚至被动的选择,一种是自觉、主动的选择。两种因素都会影响到个性的发展。由此而言,书家个性从来都不可能是预设的结果。幼年时的日课,入门初期的法帖,大多来自长辈的耳提面命,甚至于无法回避“馆阁体”的训练。即使在当代,书家未成年时,审美意识尚未明确,个人选择难免“杂乱无章”。所以,书家早年的作品很可能和成年之后的作品判若两人。有时看起来选择是主动的,一旦迫于现实名利的压力,本质上也是被动的。相比之下,古人选择馆阁,是因为“功”,前提是“书而优则仕”,今人在意的仅仅是名利。为了博取名利,不惜恶搞,甚至自虐、犯贱。因为少了高强度的磨砺,尤其是缺少对身体的规训,自由散漫成习惯,法度欠缺,根基不牢,作品不耐看,往往昙花一现。

书法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无法截然分开,这一点在尺牍上体现极为充分。既有形制,又有内容,既有笔性,又见心性。尺牍作为应用性文体,从一个角度见证了古人在临和创之间,存在着“日常书写”,今人正是缺少了这样一个自然转换的过程。中国历史中最早的抒情散文可以追溯到尺牍。虽然主要是言事陈情,但从来不排斥书写的审美属性乃至某种特殊寓意,如汉简中所发现的“羌女情书”,以及目前存世最早的书信——“李柏文书”。相对当下日益沉湎于拼贴、装帧的包装、设计来说,尺牍的“书写性”无疑展示了书家精神生命的愉悦,同时可以感受到古人的审美趣尚。王羲之遗存于世的“法帖”,《兰亭序》是摹本,《圣教序》是集字,尺牍则是他个人精神世界的见证,真情流露,写尽了人世沧桑变故。甚至于连曾国藩这样极为谨慎的人,尺牍中也常常会灵光一现,看到个人的内心情感。

对于书家而言。任何人都难免应酬。应酬作品多半用于示人,往往刻板、拘谨、做作,甚至连赵之谦这样的大家都无法避免。可是,阅读赵之谦的尺牍,不仅仅是书法水平的展示,见证了个人真实的艺术世界和情感世界。也就是说,有些作品是写给别人看的,难免掺杂各种目的。尺牍是私密的,不用掩饰,面对的是家人或一二知己,具备了真实和自然的特点。再者,古人讲翰墨,墨是书写,翰是文,文是书的前提。尺牍打动人的,最根本的是文化含金量。文化原本就是书法家的天然前提。换句话来说,书法家天生就要是学问家和文化人。提倡和鼓吹加强修养和提高文化,反衬出当下书家学问、修养的贫瘠。当下也不免在尺牍方面有一些“人工培育”的尝试。然而,言之无物的空洞,无话找话的虚伪,以及文化身份和古典环境的天然缺失,最终使得这些经过“大棚制造流程”出来的“产品”,无病呻吟,难以入目,不过是按照一定规格比例缩小的“作品”而已。

但尺牍是不是从此就远离了书家呢?

哲人有言:一切皆流,永无静止!时代变迁和技术发展,万事万物既有消失,又有新生。尺牍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环境变迁,尤其是各类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造成“提笔忘字”,忘记的不仅仅是毛笔,甚至根本谈不上抓笔写字,本质是对于文化的忽视。二是内心浮躁,修养缺乏,名利当头,娱乐至死。两者交叉影响。技术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因为自身没有足够的化解能力,导致心灵物化。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书法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在当下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没有意识到。仅仅把书法当作一个行当,一个职业,一个饭碗,没有从人文学科和文化信仰的高度来认识。如今身处现代社会,出现了理化、财经、电脑、工程等专业研究,看起来和书法毫无关联,根本不需要,甚至认为练书法浪费研究时间,变得对立起来。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分属两种不同的需求。人的一生发展是动态的、多元的,因为兴趣、才能和机遇不一样,所从事的职分及虔诚程度也不一样,但人自身的审美品位提升有一种共同的天然要求。中国人所共同拥有的是文化精神与历史情怀。不管技术如何进步,人基本的需求是米面水油和人伦情感,是根本的、共同的。现代科技越来越发达,但对于人而言,永远是“身外之物”。衣食住行越来越精致,心灵却在越来越发达的物质文明中萎缩。人需要文化精神的滋润,需要在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才能正常成长。虽然时下没有普遍书写尺牍的习惯,因为有大量的古代尺牍经典存在,无时无刻都在养心养眼,耳濡目染,是不可能从此就消失的,总会有某些人在某些时刻去尝试书写尺牍。

当书家的修养才情和文化积累普遍水到渠成,尺牍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再在一些书家笔下出现。我所接触的一些人坚持用毛笔写信、写稿。也就是说,尺牍仍然可能在部分书家的手中盛行起来。看待问题的视角需要调整,尺牍原本也只在一部分人手中成为习惯,并不存在所谓的完全消失。同样的一件事,一部人可能感动落泪,另一部分人可能会狂喜。一部分人觉得尺牍消失了很揪心,另一部分人却觉得并不需要。时过境迁,不可能人人都抓毛笔。但从人口基数来看,现在练书法的人无疑是史上最多的,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当然,很多人对于书法,可以不去临池,但要懂得欣赏美,注重领略和感悟文化精神传承。书法是了解中国文化最好的入口。书写本身是极为个性化的,是心灵的陈述,必须是一种主动选择,也就是所谓的 “回归古典状态”。古人是想到什么,立马抓起毛笔书写,能够做到意在笔先,今人是抓了毛笔,到处找书写的内容,注定是一种任务应酬。尺牍书写必须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不是刻意去做出来,否则本身就和尺牍的真实自然背道而驰。真实,是指内容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自然是时空的自然,书写的自然。自然是形式,也是实质。古人因为载体不同,才会出现尺牍和匾额等不同的形制。今人是形式的制作,徒有其表,没有内容。“内容为王”,形式是附丽而存在的,不存在纯粹的形式。

在我手中,通过多种途径搜集到的各类庄蕴宽尺牍资料有一百多件,主要是写给家人和好友两类,其中以赵凤昌最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无拘无束,笔墨潇洒,碑帖相融,刚柔并济,让人凝神注视,心无挂碍。阅读庄蕴宽的尺牍,可以走进了他的书法世界,也可以了解他的个人内心世界、亲情世界、友情世界。今以数帧选刊,以飨读者。

 

上一条: 这是第一条
下一条: 悼庄思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