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爱纪念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胡绳纪念馆

2008年共有14条留言

胡绳的追思留言

  • 网友_18219  (2008-07-21 14:07:42)

    胸中波澜  笔底风雷

  • tianshanmingyue  (2008-02-03 07:57:24)

    胡绳先生手迹一幅:

  • qingmengixnghe  (2008-02-03 07:53:18)

    无尽的思念

  • qingmengixnghe  (2008-02-03 07:53:11)

    无尽的思念

  • 网友_12108  (2008-01-19 00:29:24)

    爷爷,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去苏州看望您

  • xd  (2008-01-18 15:34:56)

    转载一篇纪念文章,永志会怀念: 

    胡绳-中国理论学术界的宗师 

     (2003年01月11日)   
        

    胡绳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代宗师。他以治学严谨,博学多才,著作丰厚而著称于世。他的著作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中国青年,许多青年就是通过阅读他的文章和一些小册子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的道路的。比他晚一辈或者更年轻一些的理论工作者,很少没有受过他的影响和熏陶。

      偷读“禁书”

      胡绳是苏州人,本名项志逖。“志逖”即志在高远的意思。

      胡绳少年聪慧,从小勤奋好学,读书一目十行,过目不忘。九岁上学,一上学就直接插班读五年级,读了两年就升入中学。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严重的民族危机激起胡绳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从报纸上看到日军侵占了沈阳,心情异常激愤。接着传来北平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的消息,胡绳再也坐不住了,立即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当时,他是苏州中学高中部的学生会主席,参与组织苏州中学学生的请愿。他们扒火车到了南京,在国民政府门前进行请愿,要求抗日。这是胡绳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初次施展了他的组织能力,也锻炼了他的胆识。

      为了寻求救国的道理,胡绳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当时正值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时期,蒋介石在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军事“围剿”的同时,对白区左翼文艺也进行残酷的文化“围剿”,把一切有关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书籍视为洪水猛兽,定为“禁书”。阅读这些“禁书”,甚至仅看一本红色封面的书,若被特务抓住了,轻则坐班房,重则掉脑袋。

      但是,胡绳却不管这一套,他学习马列著作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甚至在课堂上也偷偷地看。一次上英语课———老师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吕叔湘———他将英语课本摆在旁边,却专注地看着另一本书。吕先生是个老练的教员,发现这个学生不听课,却看别的书,并没有立刻制止,而是从讲台上走下来,慢慢走着,边走边讲,当绕到胡绳背后时,才猛地一把将他偷看的书抓到手里。胡绳惊呆了,低着头,等着挨训。吕先生一看手中的书,竟然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也着实地吃了一惊。他没有责备胡绳,更没有声张,只是一声不吭地把书还给了他。

      1993年10月20日,在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讨论会上,胡绳致祝词,谈到六十年前吕先生是他的老师时说:“但我不是吕老的好学生。”不知道这句话里是不是包含了他对自己当年没有好好听课的歉意。

      胡绳后来回忆说,对于一个高中二年级十四岁的少年来说,像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这样艰深的书,大概没有读懂。马列著作的早期译本往往很不容易懂,要一字一句去抠是很难办到的。因此,他读马列著作养成了一种习惯,观其大意,不去抠其中的个别字句。他还深有体会地说,对于马列著作要反复学习。有好些书,不能只读一遍,需要多读几遍。但不是读完一遍后很快又再读,而是隔若干年后再来重新学习。大约在1956年前后,胡绳把许多读过的马列著作又重新读了一遍,收获甚大,大有“温故而知新”的感觉。

      1933年,胡绳转学到上海。在中国革命的摇篮里,他的思想越来越激进,越来越趋向成熟。他曾经这样回忆:我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和同学一起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的壁报。30年代,上海革命思潮很活跃。我十五岁离开了家乡,1933年秋天,只身来到上海,选了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即徐家汇复旦中学读书。我到了上海读书,是更加广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文化界进步青年,打开对革命认识的眼界,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站。

      脱颖而出

      1932年8月24日,《中华日报》刊登了一篇《眼镜的故事》,署名为项紫荻。据胡绳说,这是他十四岁写的文章,反映了初学辩证唯物论后的新认识。两年后,胡绳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7月,他以胡绳为笔名,写了一篇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发表在《中华日报》的副刊上,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胡绳这个笔名。

      “胡绳”原来是一种香草,屈子《离骚》有“索胡绳之”的名句。以后,他就经常用胡绳的笔名发表文章。久而久之,笔名成了姓名,胡绳原来的名字却无人知晓了。

      胡绳的这篇文章引起北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当时,地下党派杨帆和他接触,“请胡绳先生吃饭”,约他到东单一家餐馆。杨帆原以为胡绳是个独立撰稿的老先生,见了面,才知道他是刚刚踏入北大校门的少年。他们谈得很投机,从此,胡绳和中共地下党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胡绳一向崇拜、敬仰鲁迅,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受其影响很深。胡绳与鲁迅未曾谋面,然而,他们之间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文字缘。1934年8月23日,胡绳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走上实践的路去》的文章,对该报发表的三篇用方言写的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还是用非土话写的文章意思表达得清楚。第三天,即8月25日,《中华日报》发表了鲁迅的《汉字和拉丁化》一文。鲁迅对“胡绳先生”的看法不以为然,认为“只要下一番功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后来,胡绳谈起这桩往事,笑着说,鲁迅先生大概不会想到,他与之讨论的“胡绳先生”竟是一个十分敬仰他的十六岁的学生吧。

      在北大哲学系读了一年之后,胡绳离开北大回到了上海,一边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从事党组织领导下的文化工作,一边自学和写作。1936年1月,也就是胡绳十九岁生日时,写出了他的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的《新哲学的人生观》一书。十九岁出书,在30年代极其罕见,因此,当时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中就流传着胡“神童”的美誉。胡绳这本“献给千万刻苦奋斗的青年”的书,写得深入浅出,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广泛欢迎,多次再版,成为激励青年革命和进步的书。正因为如此,这本书遭到国民党的查禁。

      胡绳对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情有独钟。在40年代后期,他着力研究中国近代史获得巨大成就,而立之年就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誉满学界。新中国成立后,有几位大学教授读了这本书,对该书的新颖写法感到惊奇,说居然可以用这样的写法来写历史。50年代初,胡绳又写了一系列研究中国近代史和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著作,并被母校北京大学聘为历史系和哲学系双学科兼职教授。那时,胡绳才三十来岁,已是当时中国理论界、史学界的著名学者了。

      胡绳知识渊博,涉猎甚广,但集中很多精力研究党史,则是80年代以后的事。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胡绳主持编修的第一部党史,获1992年的国家图书奖。

      同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胡绳主持编修的第二部党史。胡绳主编的这部党史受到读者普遍的欢迎,发行量超过六百六十万册,许多大专院校把它作为教材。这部书获得了吴玉章学术成果奖和郭沫若学术成果奖。

      1998年,《胡绳全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结集了胡绳从1935年起六十多年间所写的有代表性的主要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胡绳一生研究和写作的丰硕成果。《胡绳全书》的出版是1998年理论学术界的一件盛事。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胡绳全书》座谈会,中央领导、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学者一百多人出席会议。会上,主管领导、专家学者纷纷发言,盛赞胡绳在理论上、学术上的成就。在座谈会上,胡绳也做了简短的发言。他谦逊地说:1938年初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六十年来虽然可说是始终不懈地为党、为革命尽我所能地工作,但成就实在很有限。我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写作上,结果就只是这一小堆书。

      壮志未酬

      1998年12月26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湖南省委联合召开的“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上,胡绳作了长篇报告。那一年,他八十岁,已与癌症搏斗了三年。他强扶病体,作长达三个多小时的报告,需要多么大的毅力啊!经整理和审阅后,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上,题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这是胡绳的压卷之作,封山之作。

      有识之士评价胡绳晚年的这些作品说,胡绳以历史学家的功底来写论述现实的路线和理论的文章,使这样的理论文章具有历史的厚重感。而凭借对现实的路线和理论的深邃研究,来叙说现代的历史,又使这样的史论文章具有理论的深度。

      自从《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出版后,胡绳便有一个心愿:接着写一本《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胡绳主张: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10年间,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这段历史“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因而,续写“中国近代史”的后半段,即撰写《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自然成了他一件萦怀难忘的心愿。

      1995年,年事已高的胡绳,深感此事不能再拖了,于是邀请他的两位弟子,一起完成这部书稿。可是,“天命”难违,他的工作特别是身体状况使他无法完成,只留下十次谈话和部分稿件。令人欣慰的是,《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书已于2001年4月出版。书的第一部分就是胡绳的十次谈话。

      胡绳还准备研究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有些已经拟出了若干题目的大意,可惜天不助人,这些思考和研究大都还没有来得及完成,胡绳就溘然长逝了。壮志难酬,不能不留下诸多的遗憾。

      2000年春天,胡绳的身体情况更差了,癌已经到处扩散。医生估计,按这样的发展趋势,恐怕只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了。胡绳很坦然,不愿意住在医院里等待,希望在还能走动的时候,到各地走走,看看。他来到了熟悉的上海,到达的第三天,便提出每隔一天安排他到革命旧址、纪念馆、体现现代化建设成果的胜地,以及他过去在上海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参观。8月14日,他首次外出活动,参观中共一大会址。虽然他坐着轮椅,仍然坚持上二楼参观党的一大召开的会议室。当他看到会议室墙上挂着的毛泽东、董必武等一大代表的照片时,他沉思了许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将近八十年的风雨历程,感慨万分。纪念馆馆长请他题词,他说:“让我回去好好想想,再给你们写。”回到住所,他连续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有时整个上午坐在那里沉思,提笔拟了三次稿子,有的写得很长,负责陪同照顾他的工作人员考虑到他的视力不好,写字时手有些颤抖,建议他写短一点。他想了想说,就写“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八个大字吧。胡绳又深思了一天,逐字斟酌,终于写了“曲折有时难免,前途定是光明”的题词。

      这是胡绳留下的最后的墨宝,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艰苦卓绝斗争历史看法的总结,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光明前景充满信心的表达。

      2000年11月5日,胡绳从容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的历程。在他去世之前,曾经交待了几件事:第一,希望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及经济和社会发展很快,相对说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滞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许多新的问题,难以及时判断和认识,更谈不上超前的预测了。加强对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很有必要。我们不仅要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创造奇迹,而且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新型社会模式上创造奇迹。第二,青年学术奖励基金的活动要继续办下去。第三,把自己的图书捐赠给湖北省襄樊市图书馆。这些,可以视作胡绳的世纪留言。哲人已去,风范长存。胡绳一生在思想理论上随着时代步伐不断前进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将如金石般永久。
    (刘明钢/文,摘自《传记文学》)

     

  • 天山明月  (2008-01-17 14:19:01)

     恭录胡老文章一篇,借以表达深切怀念。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胡绳读书笔记

    (原载《人民日报》1992年4月10日。这篇读书笔记是1985年2月写的,未发表过,但作者在1987年写的《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中曾提到这篇读书笔记中的基本观点,并且采用了其中一些材料)


    空想社会主义的想法


    建立一个消灭剥削制度,人人平等的社会的理想,在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是一个古老的理想。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不过古代人并没有用这样的名词,例如中国古代有过“大同”的思想。在人类社会还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时,这类不能实现的想望当然与资本主义无关。到了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出现了种种更成形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时期,是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的理论表现。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不认为他们的理想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有任何瓜葛。
    十七八世纪直到19世纪初期的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是: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的理想建筑在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在他们看来,这种社会之所以至今还没有能出现,只是因为理性和正义未被人们所认识和承认的缘故。一旦有先知的天才掌握了这种认识,并使这种认识推广开来,那么一个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的最合理的社会就能实现。这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取决于有无这样的先知的天才,而不受任何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恩格斯说:按照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7—208页)
    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但完全不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以及以往的各种剥削制度,其所以产生,是由于人类在道德和法律上走入迷途,背离了人类的本性的缘故,或者简单地说,是由于人类犯了错误的缘故。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清除这种错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以摩莱里和马布利作为18世纪提出“直接共产主义理论”的代表。(同上书,第207页)摩莱里(法国人,生世不详,其著作写于1747—1755年间)在他所著《自然法典》中,向“治理人民的凡人”说教道:“你们要按照自然规律去纠正政治和道德的缺点。为了在这方面获得胜利,你们一开始就要使真正英明的人士具有充分的自由,以便与支持私有制精神的谬见和偏见作斗争,当私有制这个怪物被打倒以后,你们就通过教育来巩固这个幸福的改革制度。然后,你们就不难使你们的人民采纳类似我所拟订的法律。”(摩莱里:《自然法典》中译本,第121页)他的书中写出了他所拟订的公有制社会的“法律”。这位空想家所设计的新社会,和正在开始形成并将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毫无关系的。恩格斯所提到的另一个18世纪提出共产主义理论的人马布利(法国人,1709—1785),在他的一篇论文中表示了这样的愿望:在一个气候宜人,水流清洁的“荒岛”上“建立一个共和国,在这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是兄弟,这个共和国的第一条法律就是禁止财产私有。”(《马布利选集》中文版,第170页)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荒岛?当然是为了同“走错了路”的社会割断关系。
    但是,人们的想象终究不过是现实的某种影子。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其实是借鉴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来设计他们的理想社会。摩莱里的“法律”所规定的理想社会,是以由同样数目(10或10的倍数)的家庭构成的“部族”作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又以多少个部族构成城市,构成省,构成民族)。凡20岁到25岁的公民都从事农业,25岁以上的一定数量的人成为各业的工人(手工业工人)。人们的产品都交到公共仓库,生活用品和生产中所有的原料都从公共仓库中领取。公民之间的买卖或交换绝对禁止……这实际上不过是个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是贫穷的“社会主义”。所以摩莱里强调,在一切公民的衣食住方面都严格禁止奢侈。(摩莱里:《自然法典》中译本,第120—122页)
    产生于资本主义初起时期的这些空想,在人类思想史中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它们只是不能结出果实的花。这些空想家猜到了私有制的社会终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但是他们并不懂得为什么私有制必然会转变为公有制,不知道到达公有制的现实的道路。他们所设想的新社会是和资本主义社会绝无关系的。他们越是精心地周到地设计新社会的图样,越是表明他们和历史发展的实际相脱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第一次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看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取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剥削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从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分化的原始社会演变为阶级社会,这并不是由于人类犯了什么背离人类本性的错误,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不同的剥削制度的嬗变,直到资本主义社会,也是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而必然出现的过程。科学的社会主义理想,并不是建筑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憎恶、厌弃的态度上。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充分估计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发展史上的进步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写的《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这就是说,它打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主义桎梏。结果是,“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8、471页)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以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化的大生产和与此相适应的整个社会文明。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阶级社会发展中的最高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的周期发生的危机中,看出了资产阶级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自己所不能解决的矛盾。《共产党宣言》中说:“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它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曾经像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在它却像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1页)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期来说,这个判断仍然是正确的。
    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终于成为它自己所产生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桎梏。社会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可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有制适合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更大发展。
    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这种革命之所以可能发生和可能胜利,就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为它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没有这个物质前提,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公有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懂得这一点,所以只能陷入空想中。
    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取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取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这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就这个意义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本对立的关系。
    但是,仅仅看到这种对立关系是不够的。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及其国家要把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继承下来。如果不继承这种社会化的大生产,就不能达到消灭私有制的目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对立的关系,而且是继承的关系。不妨简单地说,在生产关系以及保护生产关系的国家政权方面,是对立的关系;在生产力方面,是继承的关系。
    为什么必须经过资本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就因为:没有资本主义,第一,就没有足以最终消灭私有制的物质基础——这就是社会化的大生产;第二,当然也没有无产阶级。只有后一点而没有前一点还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就产生了,而仅仅有无产阶级并不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实现。列宁曾经这样论述18世纪法国革命中的雅各宾党人——他们是现代无产者的最早的代表人物:“雅各宾党人未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主要是因为18世纪法国在大陆上被极端落后的国家所包围,同时法国本身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银行,没有资本家的辛迪加,没有机器工业,没有铁路。”(《列宁全集》第30卷,第347页)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社会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生产力,是不言自明的。他们早在青年时期的著作中就说过:“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在一代代阶级社会间是如此,从阶级社会的最高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


    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

    列宁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且开始着手社会主义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继承关系不能不予以较大的注意。 十月革命前夕,1917年8月到9月,列宁写了他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列宁在这本书中主要论述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而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就在这篇论著中,列宁也谈到社会主义要以资本主义的成就为基础。他说:“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他要求“在这个基础上”考虑国家的职能。(《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页)他又说,“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等等。(同上书,第46页)
    1917年9月底,列宁又写了题为《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的论文,其中驳斥了“无产阶级不能在技术上掌握国家机构”的说法。他重述《国家与革命》中的论点。他说:无产阶级“能够打碎旧国家机构中一切具有压迫性的、因循守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不可更改的东西,而用自己的新机构来代替它。这个机构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列宁全集》第32卷,第296页)然后他又谈到“国家机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现代国家中,除常备军、警察、官吏这种主要是‘压迫性’的机构以外,还有一种同银行和辛迪加关系非常密切的机构,它执行着大量计算登记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机构不能打碎,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只要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等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构’,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拿过来,而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只是砍掉使这个极好机构资本主义畸形化的东西,使它成为更巨大、更民主、更包罗万象的机构。”(《列宁全集》第32卷,第299—300页)
    可见,列宁是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的问题分成了两个方面:压迫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必须“打碎”它;而组织大生产的国家机构,以银行为代表(不过列宁说明,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完全是国家机构),则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拿过来,在割断它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后,它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间,俄国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所提出的错误观点之一,就是把凡是沾染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和社会主义不能相容的,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必须抛弃的。列宁为克服这种幼稚的观点做了很大的努力。领导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建设的列宁,的确可说是国际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但是他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反复论证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社会所“遗留”下的一切“材料”。“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列宁所说的“向托拉斯组织者学习社会主义”这句话,认为这是很可笑的,是把“组织和领导企业方面的全部主动权”交给了“托拉斯的组织者”。对此,列宁批驳说:如果这种言论出于15岁的孩子口中,“那是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可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学习过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个道理,竟讲出这种话,这就未免叫人有些奇怪了。这里已经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34卷,第289页)
    列宁在1919年俄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36卷,第129页)
    在1919年的另一次会议上列宁又这样说:“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也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列宁全集》第36卷,第6页)
    列宁之所以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内容,当然是因为他已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任务的缘故,而这又是和俄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有关的。

    人们通常说: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但脱离了具体历史条件一般地这样说,却未必正确。例如,如果是在西欧17、18世纪,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具有现实的优越性。虽然那时,如前所述,已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代替封建制度的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
    人们通常还说: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依靠自己制度的优越性,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更高的文明。这样的说法,也需要补充。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仅仅依靠这制度的优越性建立新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对社会主义有益的文化(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们能很好地进行这样的继承、利用和吸取),然后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才真正能发挥出来,才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


    因为落后,更要学习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上的,那么逻辑的结论似乎应该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最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是这样来考虑问题的。
    但历史的发展比一般的预想要复杂得多。当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统治全世界的时候,资本主义的世界链条首先在哪一个环节上(在哪一个国家中)被突破,不是简单地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这里起作用的既有国际条件,也有国内条件,包括阶级力量的对比形势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无产阶级政党的素质和领导能力,等等。
    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指出,由于俄国历来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度”,革命后遇到特殊的困难。1919年他说:“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列宁全集》第36卷,第293、294页)在本国没有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可以接受,这至少是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因此,列宁特别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的问题。
    十月革命胜利后几个月,列宁主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在1918年4月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中,他尖锐地提出了向资产阶级学习的思想。他说,资产阶级已经推翻,“我们现在要向他们学习,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不够,因为我们没有这些知识。我们有社会主义的知识,但是没有组织千百万人的知识,没有组织和分配产品等等的知识。老布尔什维克领导者没有教给我们这些东西。在这方面,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这门课程我们还没有学过。所以我们说,哪怕他是一个大骗子,只要他组织过托拉斯,只要他这个商人曾经搞过千百万人的生产和分配,只要他有经验,我们就应该向他学习。如果我们不从他们那里学会这些东西,我们就得不到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会在它已经达到的阶段上停滞不前”。(《列宁全集》第34卷,第238、239页)
    列宁的这段话使人想起在中国革命胜利时毛泽东说过的话。毛泽东在1949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1481页)
    前面已经说过,俄国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嘲笑和反对列宁的这种说法。在反驳这些“左派”分子的空谈时,列宁说:“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接着他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做为一个阶层或集团应该服从苏维埃政权。而我们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是年幼无知,就应该向他们学习,而且有东西可学,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先锋队在办理为千百万人服务的大企业方面没有独立工作的经验。”(《列宁全集》第34卷,第290页)
    在1918年列宁虽然已经考虑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来达到社会主义,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一般地不同新政权合作,而持反对态度,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没有能实现。俄国被迫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内战结束后,1920年苏俄曾立法实行对外国资本家的租让制。在讨论租让制的报告中,列宁说:“我们要挨着他们(指租让的企业——引者)开办自己的企业,学习他们如何经营模范的企业。……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成就进行装备,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需要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列宁也谈到租让企业“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的问题。他说:“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列宁全集》第40卷,第77页)
    列宁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列宁的逝世使新经济政策过早地结束,这对于苏联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起了什么影响,是值得研究的。在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仍然强调向资产阶级学习。他在著名论文《论粮食税》的结论中说:“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其中也包括向商人,向办合作社的小资本家,向资本家‘学习’。向他们学习,虽与我们过去向军事专家学习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学习’成绩,只有靠实践经验来检查:要比自己身旁的资产阶级专家做得好,要会用各种办法振兴农业,振兴工业,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列宁全集》第41卷,第232页)

    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除了对立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继承的关系,说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向资产阶级学习——如果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及其以前的“左”的观点来看,这是极其荒谬的,甚至是反动的,但这的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这个观点正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中得到验证。

     

     

     

  • 清梦星河  (2008-01-17 14:10:49)

    永远怀念

  • 清梦星河  (2008-01-15 13:59:01)

    胡绳先生手书联语

  • 天山明月  (2008-01-15 13:56:57)

    胡绳先生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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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胡绳纪念馆胡绳 生辰 1918.01.11 - 2000.11.05 逝世
江苏省苏州